当“维权”变成一门生意，诚信与公平的天平势必会倾斜。近年来，一种名为“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的现象在消费领域持续蔓延，这股歪风邪气不仅没有消退，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尤其是在化妆品行业，不少企业已经被这类行为搅得焦头烂额，也有不少已经对簿公堂，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商业运营。
日前，上海市八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的若干意见》，正是对这种乱象的精准回应。这份文件不仅明确了“何为职业索赔”，更提出了治理的路径，值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必须为上海的这份文件叫好！坚决反对牟利性职业索赔与职业举报！因为，当索赔如果也能成为一种职业，它的必然路径就是从“维权”到“唯利”的异化。该《意见》一针见血地指出，牟利性职业索赔这类行为并非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而是滥用投诉、举报、复议等权利，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比如，某些人短期内反复购买同一款化妆品，抓住标签、广告用语等细微问题，以举报相威胁，索要“封口费”“顾问费”等，他们不是真正的消费者，而是把维权机制当成了“提款机”。
近年来，化妆品行业因其产品特性，成了这类行为的重灾区。一方面，产品包装、成分标注、宣传用语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另一方面，企业为维护品牌形象，往往倾向于“花钱消灾”。这种妥协反而助长了职业索赔者的气焰，形成“越妥协越被纠缠”的恶性循环之中无法自拔。同时，有些测评机构也以各种名目来进行“炒作”，从而达到某种商业牟利之目的。甚至有妆品企业因此而遭受重大损失乃至濒临“倒闭”的边缘。
上海出台的上述《意见》还列举了职业化索赔的几种典型的行为，这些行为在化妆品行业中尤为常见：第一类是，格式化模板化投诉：不同举报人用同一套话术、同一组证据，像流水线作业一样向企业施压；第二类是组团式举报：多人使用同一地址、同一手机号，甚至同一购物凭证，分头举报同一产品或不同企业，明显是有组织、有策划的行为；第三类是造假式索赔：有人故意掉包产品、伪造标签，甚至自改商品信息，再以“假货”或“违规”为由进行敲诈。
这些行为实际上早已脱离了维权本质，成为一门灰色生意。它不仅消耗行政与司法资源，更扰乱了市场秩序，让真正需要维权的消费者的声音被此类乌烟瘴气的不法行为所淹没。当然，维权也有升级为刑事案件的案例，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刊载的一个法院判决文书显示，一个职业索赔团伙针对天猫化妆品店铺，先购买正品，然后用假货进行掉包，再以“销售假货”为由向平台投诉和威胁商家，要求支付“赔偿款”，否则就让店铺被封。这个犯罪团伙利用这套手段反复使用，曾有多名商家遭受损失。法院裁判如下：法院认定，该团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掉包”后虚假投诉、威胁的手段，强行索要他人财物，其行为已远超民事纠纷范畴，该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对该团伙成员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司法实践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的态度，经历了从初期的宽容，到发现问题后的限制，直至当前严厉打击的显著转变，这深刻反映了治理共识的最终形成。当然，该《意见》的出台，并非要打压消费者的维权，而是为了去伪存真，更好地维护市场的公平营商环境。正如《意见》中特别强调，支持消费者依法维权，严厉打击假假售假、食药安全等真问题，但同时要对“假维权、真牟利”说不。对化妆品企业而言，这是一次营商环境的净化，对于化妆品行业企业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产品研发与服务质量，而不是疲于应付“职业找茬人”。而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也是好事，维权通道将更加通畅，诚信消费的氛围也将更深入人心。
事实上，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到了要打击以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除此之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8月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中，也明确指出，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不予受理。此次上海《意见》的出台与国家层面多项政策的接连落地，共同推动行业构建一个清朗、健康、可持续的美妆消费生态。
法治的底线不容挑战，诚信的价值不容贩卖。唯有让维权回归本意，才能让消费充满信任。当然，治理职业索赔也不能只靠一纸文件，更需要社会共治；各个行业的企业也应当加强自律，规范宣传、严控质量，不留把柄；监管部门要精准识别、严格执法，既不纵容违法，也不能被职业索赔者牵着鼻子走；而广大的消费者也应提高识别能力，不被少数人带偏节奏，共同来维护公平、公正、健康的市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