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列出年度深化整治的腐败重点领域，“学会协会”位列其中。近期，中国制药装备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遆倩鹤以及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常委、副会长端小平等相继被查。
在一些人眼里，学会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是权力不大、油水不多的“清水衙门”，咋就成了需要深化整治的重点领域？
学会协会，连接政府、企业和市场的纽带，具备服务行业、反映诉求、沟通协调等职能。要论“权力”，是一些诸如会员管理、资质认定、评比表彰等“准公权力”。
但确实有些“会长”“秘书长”“理事长”对这类“准公权力”动歪脑筋。有的对企业“设卡收费”，想备案审批，先交“过路钱”；有的明码标价卖会员、搞有偿评比表彰；有的欺行霸市，排斥、打压不愿入会或少缴会费的成员。
几年前，国务院督查组到四川成都实地核查，曾发现该市交管部门违规增设行政许可程序，要求快递、外卖企业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时向当地的“即时配送协会”备案；该协会秘书长借机吃拿卡要，备案一辆车收120元，有企业迫不得已交了7万多元。当时督查组给此事的定性，是“借行政权力敛财”，将有关问题反馈地方政府、移交问题线索并督促整改。
还有一种情形是“官会一体”，退休官员到学会协会任职，凭借原有资源和关系网“发挥余热”，谋取私利。为索取资源，一些“有心人”对学会协会趋之若鹜，甚至主动“进贡”。某律师行贿60万元，就为当上地方律师协会会长；西南某施工行业协会批发“帽子”，交1.98万元当副会长，交4万多元当常务副会长；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被曝出有89名“副会长”，还不包括10名“名誉副会长”。
宁夏餐饮饭店协会被曝有89名“副会长”。图源：网络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指出，由于历史等原因，一些行业协会商会过去由政府主办、主管，或者挂靠在行政机关、部门，存在着政会不分、管办一体、治理结构不健全、自律性不强等突出问题。
一些学会协会熟悉行业、贴近企业，但党建工作管理体制不健全、个别负责人违纪违法、内部治理不完善；有些行为不规范，或打着政府旗号搞垄断、乱作为、不作为、乱收费，存在“利用行政权力强制入会”“利用行政委托事项搭车收费”等现象，加重市场主体负担，社会反映强烈。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开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一些协会商会虽然在人、财、物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却仍继续依托行政机关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对企业进行违规收费、强制收费，甚至存在个别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商会内外勾结、设租寻租的问题。
监管也相对缺位。学会协会的监管主体，大多是民政部门和主管单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纪检监察体系。一家省级党媒曾刊发报道，称该省共有行业协会商会近7000家，其中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797家，只有4家设有纪检组织，导致出现党员干部涉嫌违纪时，调查处理工作只能由省级行业党委承担。
《中国纪检监察》刊文指出，学会协会违纪违法，有几个规律性特点：从数量趋势看，线索总量大、增长快；从被反映对象看，多集中于资源富集、资金密集等重点领域；从反映问题看，风腐交织明显，历史遗留问题和新型腐败并存；从来源渠道看，线索来源多元、涉及领域广泛，协同工作量大。
脱钩绝不意味着脱管。这也说明，深入推进脱钩改革，厘清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才能对规范学会协会行为起到源头治理作用。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首次在公报中将“学会协会”列入反腐重点领域，标志着反腐败斗争向行政单位延伸地带纵深推进。除遆倩鹤、端小平外，贵州省医学会会长、原贵州省卫计委巡视员杨克勤，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王抒祥等，一批“会长”“秘书长”“理事长”接连落马。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院长王旭告诉侠客岛，学会协会反腐，要从内部治理、外部监督和立法保障等方面着手，明确协会的职能边界、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比如，今年2月起施行的《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条例》要求，协会依法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不得多头、重复收费，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企业付费、捐赠或参加培训、考核等活动；四川省纪委监委出台文件，明确了脱钩和直接登记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人员问题线索处置与案件查办的权限流程，瞄准的就是该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督“难、软、散”等问题。
从通报看，此次端小平被查，除了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社会工作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还要接受山东省威海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王旭介绍，这是因为学会协会具有特定的专业性和行业性，“组地”联合办案模式可将纪检工作同行业知识结合起来，腐败人员有利用专业知识的特点，反腐工作也需从专业性出发。
所有的政策，目标都很明确：让学会协会回归本源。让“会长”“秘书长”不成为拿来“卖”的帽子，让企业不再被迫“上贡”“拜码头”，让学会协会真正为行业、为会员服务，学术环境、营商环境才能风清气正。
